无论怎么说，一般意义上的“风景”都着实算不上《西行漫记》一书的“主角”。尽管中文版的译名让这位美国记者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看上去像是一位游客的“游记”，但在这部“西游记”中，他所遇到的人和他们自述的人生故事占据了绝大篇幅，留给“风景”的笔墨，往往只有看似无心的几处。而它的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则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宏大历史判断，在汹涌的世界浪潮中，一隅的“风景”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围绕本书的无数争议中，似乎鲜有人提及关于“风景”的话题，更清楚地说，“风景”，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景观的描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客观”且“真实”的存在，从未放在各方推敲琢磨的显微镜下加以严谨考察——即使斯诺是要成心编造某种假象，他又何必费大力气去想象一些花花草草、庭宇楼阁呢？“风景”似乎只是一部“报道性著作”中添加文采的边角点缀，而绝不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然而换个角度看，类似于“风景”的不经意处反而是一种缝隙：正是从对最一般意义的景观、风景、景色的描写中，我们更容易清晰地看到《西行漫记》一书与其他游记、历史著作以及延安书写的区别。通过下文的摘录与分析我们将看到，斯诺关于红色中国的景色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暗含着他一以贯之的某些感受与信念。而正是这些感性的触动，激活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判断契机。《西行漫记》为人称道的历史纵深，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对当下这一空间牢靠的锚定，而这一锚定，往往是由对具体“风景”的感知完成的——尽管在对风景的描写中，风景已经无法全然保持“客观”。

另一方面，斯诺对所谓“纯自然景观”描写的极度压缩还迫使我们回过头去问：究竟什么是“风景”？除去一般意义上的景色、景观，“人”是否也可以——而且是在非物化的意义上——被视为一种“风景”？更进一步而言，延安，乃至整个红色中国，对于斯诺而言是否也是一种“风景”？而在这个意义上，“风景”的内涵又在何种意义上得到了拓展和深化？事实上，下文将试图说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延安”以及红色中国视为“风景”，而这种“风景”的出现本身，也将对已有的关于风景与现代性的种种理论发起挑战。

一、红色中国“风景化”与作为风景的“人”

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般被视为一部“报道性著作”，新闻记者的身份也使这一文本事先预设了某种“写实”的品格。柄谷行人在讨论“风景的发现”问题时有过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断言：“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①换言之，“风景的发现”与“写实性”从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催生的关系：“风景的发现”意味着对某一客体与对象的框定，与此同时主体也在对照中得以建构确立，而一旦主客体关系确定下来，“写实”便成为某种主体施于客体的实践，以再度确证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力。

柄谷行人的理论当然无法全然套用在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上。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柄谷行人描述的是某一共同体及其成员处于某个历史剧变节点的共同变化，而斯诺则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他的“主客之分”从踏上旅途的一刻开始就是如此明晰，甚至就是他行动的原因本身；而对风景的描写固然增加了 “写实”的可信度，但“写实”的合法性并不完全来自于对象，同样来自于他的身份——既包括职业身份，也包括政治身份。但随着日后斯诺身份开始被追究、怀疑和猜测，对风景的描写——或者说，对整个红色中国“风景化”的描绘——最终成为人们对文本写实性信任的根本理由之一。

所谓“风景化”的描绘，正如柄谷行人引用国木田独步的《难忘的人们》中主人公大津所言：“当时油然浮上心头的就是这些人，啊，不对，是站在我看到这些人时的周围光景中的人们。”②如果遍查《西行漫记》中对风景的描写，我们会发现这些描写都不太“纯粹”，换言之，斯诺很少像一个真正的观光客一样描写其自然风光，甚至我们说“人”是斯诺笔下最重要的“风景”也不为过。

在进入红区后，斯诺很少单纯描写景色，这一方面固然可能是由于西北地区确实荒凉贫瘠，可描写的景观有限；但另一方面，显然对于斯诺来说，这里的人在做什么，是更加吸引他注意，也是被判定为更值得描写，更值得“发现”的“风景”，类似于下面这段描写的段落在书中比比皆是：

文章来源：《糖尿病新世界》 网址: http://www.tnbxsj.cn/qikandaodu/2021/0320/8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