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五四当年，陈独秀“白帽西服”，亲自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上散发传单，何等的风采！即使入狱也是光焰万丈，举世注目。在陈独秀被捕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1919年中国的世道人心、社会元气。一个社会是需要几分元气的，这元气首先就来自公道人心，或者叫“人味儿”。1919年的中国，不只有学生运动，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有“人味儿”。从6月11日到9月16日，98天的牢狱没有打倒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实现了自己男子汉的承诺。这个社会也是爱护他的，没有让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失望。即使身在囹圄，他也不是孤立的。这是我们在1919年看到的亮色：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17日，老牌的《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6月15日，北京学生致函警察总监，提出两点：“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同时通电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很明显，这是在向当局施加压力。

16日、2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9所高校40人，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7所学校29人，分别联名致函警察总监，称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惘”，要求“宽其既往”，“爱护士类”，予以保释。目的无非是为陈独秀开脱。在署名的69人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如因病卧床的刘师培等。

从6月17日起，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团体，乃至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纷纷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中华工业协会在6月25日《时报》刊出致当局的电文：“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陈独秀是安徽人，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就是皖系军阀，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纷起营救。据6月16日、24的《申报》，由旅沪皖人组成的安徽协会几次致电北京安徽会馆，要求以同乡关系，“速起营救”、“竭力设法营救”。在为陈独秀获释而奔走的同乡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称陈“为革新思想之先守，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他在写给《时事新报》张东荪的信中说：“我和陈君并靡有一面之交，但不过我觉得他这样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甚至还有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他们的政见也许不同，甚至相反，他们的学术观点或许大相径庭，但并未妨碍他们在那一刻站出来为这位同乡说一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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